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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鄉差別狀況與加速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城市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21-12-24 09:12:07瀏覽:

    在完成消除絕對貧困并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艱巨任務后,城鄉差別仍是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之一,農村居民整體上仍處于低收入階層。因此,我國今后重點是加速推進鄉村振興

       摘要:在完成消除絕對貧困并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艱巨任務后,城鄉差別仍是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之一,農村居民整體上仍處于低收入階層。因此,我國今后重點是加速推進鄉村振興,包括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大力推進城鎮化,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保障,切實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從而加速縮小城鄉差別。這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也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礎。

      關鍵詞:城鄉差別;基尼系數;鄉村振興;提高農民收入;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21)05-0082-14

    城市發展研究

      《城市發展研究》雜志是國家級專業學術性期刊。國內外公開發行。自1994年創刊以來,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立足專家學者,面向城市決策者,架起專家學者與決策者之間的橋梁,為城市的健康發展而奮斗。

      2020年底,中國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基本控制疫情大流行的國家,率先實現了國民經濟正增長,同時如期完成了按現行標準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取得了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更顯困難的農村脫貧攻堅成就,從而使我國社會上升到全面小康水平,進入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階段。誠然,我國今后將主要面對且必須逐步消除長期存在的城鄉差別,即消除農村居民收入仍然普遍低于城鎮居民的相對貧困。換言之,在“十四五”及以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新時代,在持續推進經濟發展中加快消除城鄉差別,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任務,否則中國相對落后的農村居民收入可能成為新時期國內外循環暢通的障礙點,也不可能順利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所強調,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別較大[1]。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必須把促進包括廣大農村居民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為相對平衡的城鄉協調發展、相對均等的城鄉收入分配格局,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也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在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71元增長到2020年的32189元;持續推進的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貧困群體的收入有了實質性提高①,消除了農村絕對貧困。這是中國改革發展中的扶貧奇跡。從整體看來,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帶動下,已經形成幾億人(有人估計約4億)的中等收入群體②,也有一小部分群體進入了高收入階層,但仍有相當比重人口是低收入階層。中國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仍呈典型的中低收入者占主體的發展中經濟特征[2],特別是在城鄉比較中可以清楚看到,農村居民整體上大多處于低收入階層。本文擬進一步討論城鄉差別及相關問題③。

      一、中國現階段城鄉差別仍舊較大

      那么,現階段的中國城鄉差別具體程度如何?具有怎樣的特征?首先,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絕對水平都在增長中,但差別在擴大。2000年以來,城鄉居民的絕對收入量或者收入水平都有了大幅度增長,這是中國經濟總量增長在居民收入上的表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中國社會大局基本穩定的基礎。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中國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從2000年的2282.1元增長到2019年的16020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3.22倍;同期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從6255.7元增長到42358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3.47倍④。城鄉居民的收入都同時增長,不是一個增長一個停滯或者下降,即城鄉居民收入在經濟發展與改革中同向增長,甚至許多年份農民收入增長還略快些。有人猜測說中國貧困階層的收入水平絕對下降,因此貧富兩階層收入變動趨勢類似一個K形。這不符合實際。如果一定要用一個形象圖表示,則寧可大致稱為“倒F形”(如圖1所示)。這正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穩定正向力量。當然,城鄉居民收入并不是同比也不是同量增長,二者基數有別,增長速度不同、增長結果也不一樣?傮w上其絕對差別是擴大的:在2000年,城鄉平均收入相差3973.6元,到2019年則擴大到26338元,差別擴大5.6倍。如果再考慮城鎮居民享有的醫療補貼、教育補貼等,實際上的城鄉收入差別可能更大些。

      其次,中國各省區市城鄉差別有差異且普遍較大。我國地域廣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城鄉差別程度普遍較高(如表1所示)。以城鄉收入比為指標,2013年最高的甘肅為3.56,其他各省區市中此指標在2—2.5的有河北、上海等10個省區市,大于2.5小于3的有北京、山西等14個省區市,而云、貴、藏、陜、甘、青6省區的城鄉收入比均大于3,城鄉差別程度次高,只有天津一市的城鄉差別低于2⑤。到2019年,隨著國家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農村居民特別是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有所改善,但云、貴、甘3個省的城鄉收入比仍然大于3,其中甘肅仍高達3.36。其他大于2.5小于3的地區仍有北京、山西等12個,在2—2.5的有河北、吉林等15個,仍然是只有天津一市低于2。如果按全國抽樣調查形成的較高平均收入比來劃分,有近三分之一的省區市高于平均值;而如果按30個省區市(不含天津)的簡單平均收入比來劃分,則近一半的省區市都高于平均比率值;如果按通常的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劃分,各地區的城鄉收入比率分別為2.29、2.34和2.72,符合逐次擴大的規律,其中經濟最發達的東部地區也達到2.29倍,像北京、上海這些最發達地區的城鄉收入比率,也都高達2—3倍之間。

      再次,中國城鄉居民相對差別已經轉向下降但仍舊較大。由于我國二元經濟社會體制的制約,我國城鄉差別長期處于較大的狀態。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時代以來,我國政府不斷完善農業扶持和強農惠農政策體系,加速推動城鎮化發展,并大力實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呈現停止擴大轉而下降的態勢[3]。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測度,以城鄉收入比和基尼系數表示的城鄉差別,都先后出現下降趨勢,為我國總體差別越過“公有經濟收入分配倒U曲線”最高點做出貢獻[4] [5]。比如我國城鄉收入比從1978年的大約2.57倍,逐步上升到2009年最高點3.14倍,然后下降到2019年的2.64倍;而同期城鄉收入差別基尼系數,則從1978年的0.18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頂點0.282,此后則緩慢下降到2019年的0.21(如圖2所示)。這說明中國居民城鄉差別的變動是符合經濟規律的,從停止擴大并轉而下降為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健康因素,只是下降的幅度還較小較慢。

      最后,較大的城鄉差別推動居民總體差別持續加大。中國的總體差別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比較大,基尼系數長期處于0.4以上有時甚至接近0.5,即處于國際學界認為屬于不合理不適度的區間,在國際主要經濟體中的不平等程度排名比較靠后⑥。然而中國的城鎮與鄉村內部的收入差別基尼系數長期處于0.3到0.4之間,即使最高年份也沒有超過0.4,按國際學界公認標準始終處于大致合理或適度的區間內,即同“公有經濟收入分配倒U理論”所闡釋的低差別型經濟體的機理完全一致[6] [7] [8]。那么為什么總體差別會超過合理區間,其基本的主導因素是什么?其實稍加分析即可發現,正是較大的城鄉差別擴大了我國居民的總體差別,使其在全球相對不均等程度排名中落在較后位,而與國內外有些人近年來擔心的私有資本積累的發展,以及與市場化程度提高相關的因素沒有大的關系,因為果真這些因素能夠起到促進收入差別擴大的主體作用,則首先會使城鎮和農村內部差別突破合理閾值,然而中國農村內部及城鎮內部差別都始終大致適度。

      收入差別分解分析可以肯定地證實這一判斷。一般來說,全國居民收入差別基尼系數,可以分解為城鎮內部、鄉村內部及城鄉間差別對全國總體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度。以Sundrum[9]提出的基尼系數分解方法計算(如表2所示)⑦,在總體收入差別中,中國的城鄉間差別基尼系數長期占到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60%左右,即使近些年有所下降也依然占到50%以上。1978年城鄉差別占總體基尼系數的53.63%,而2008年總收入差別基尼系數達到拐點近0.5時占到其中的65.30%,上升了11.6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總體收入差別達到最高點時,其中城鄉差別的貢獻上升了近12個百分點(如圖3所示)。此后全國總體差別轉而緩慢下降,其中城鄉差別的下降也為總差別的下降作出重要貢獻。到2019年城鄉差別的占比下降為54.08%,比拐點時下降11.22個百分點,可見2009年后至今城鄉差別的下降對全國總體差別的下降作出了重要貢獻。城鄉差別始終占全國總體差別的主體,其上升與下降制約著總體差別的變動程度和方向[10]。

      對收入差別基尼系數的增量分解更能夠說明問題(如圖4所示)。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343上升到最高點2008年的0.491,30年擴大了0.148,增長了43.1%。那么,在總收入基尼系數增加的0.148中,各構成部分是如何變動的?分解結果表明,幾乎全部為城鄉差別擴大的貢獻,占到92.35%,而城鎮內部差別擴大的貢獻率為71.90%;農村內部差別的貢獻率為負值,-64.25%,即農村居民差別的擴大被其人口比重的縮小所抵消而成為縮小總體差別的因素,并進而抵消了城鎮內部差別貢獻的擴大,使城鎮與鄉村內部合計僅占總差別擴大額的7.65%。因此,城鄉差別的上升構成全國總差別擴大的最主要因素,如果不計農村內部差別的縮小,則在總差別增量中竟有超過56%是城鄉差別擴大所致,其余為城鎮內部差別擴大所為,占44%。此后,全國總體差別逐步從2008年的最高點0.491下降到2019年的0.422,在下降的0.069基尼數值中,城鄉差別縮小的貢獻率為134.44%;農村差別下降的貢獻為34.47%,而城鎮差別是擴大的,故其占總差別下降值的比重為負(-68.91%)。如果不計城鎮差別擴大所形成的負值,則表明全國總體差別自2008年至今的下降額中,有79.6%是城鄉差別下降所致,農村內部差別下降的貢獻僅為20.4%。這無疑為我國今后縮小總體差別找到了主攻方向和戰略舉措。

      二、城鄉差別較大的主因是農村收入較低

      2020年5月28日,我國國家領導人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講到,我們國家仍有“6億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即在14億總人口中人均年收入12000元左右的居民占比約為43%。這一判斷與不少人的“我國綜合國力持續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直覺不一致,引發了巨大的社會討論。然而,數據是客觀的。中國當前不僅仍有大約“6億人月收入1000元”,而且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6億人絕大多數都是農村居民。換言之,占近一半人口的廣大農村居民的大多數“月收入1000元”,這正是中國現階段最大的國情[11]。國家依據事實所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是準確的,即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經濟社會發展,其中重要的是二元經濟社會制度導致的城鄉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均等,表明了今后暢通國內外雙循環的主要障礙所在,以及城鄉一體化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之任重道遠⑧。

      這里,首先對6億人月收入1000元這一數據的確切性作一說明,這也是前期人們關注的焦點?偨Y一下,有些研究支持這一估計,但也有人得出不同結論。首先是來自國家統計局有關人員根據2019年相關數據給出的判斷,即在五等分組(20%)的前提下,我國全體居民中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年人均收入為11485元,折合月收入人均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組戶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間偏下收入組戶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⑨。這種說法是有權威性的,但仍顯籠統,沒有說明6億人口如何與40%家戶對應,也沒有公布中下組人均月收入高于1000元多少,因為若是高于1100元或更高即不屬于1000元的范圍。另有學者使用分層線性隨機抽取的7萬個樣本進行統計,認為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同時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有3.75%,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者占42.85%,在總人口14億中約有6億⑩。但這一估計所用數據年份不詳,且按其給出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布與人口數表,折合計算全國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不足1500元,這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均中位數26253元,折合月均為2188元,兩者差距過大,不能支持上述估計?輥?輯?訛。因此,另有學者利用2019年的調查數據測算認為,上述估計過高,并認為中國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者約為3.1億人?輥?輰?訛。這一估計所用資料有清楚的說明,但與前一研究相比,3.1億的估計又存在明顯的低估。即使以2019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月平均1335元,而資料表明農村大多數居民收入都處在平均線以下,因此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農村居民應該占總數約6億農村總常住人口的大多數,大約4億多,如果再加上城市低收入人口,其估值明顯偏低?輥?輱?訛。由此可見,這一經濟現象還是比較復雜的,專業研究人員尚且有不同認識,更不難想象,廣大非專業社會人士對此會有多么不一樣的議論和說法。

      上述一些估計值之所以存在較大不一致,從方法上看根源在于沒有正確使用收入分組的人口數據。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口徑,不論是全國還是城鎮、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按戶分組調查計算的,這是計算人均收入水平所必需的步驟。如果要根據收入水平折算人口規模時,則必須考慮不同收入分組的家庭規模即平均常住人口數的差異。通常的規律是,收入水平越低的家戶則人口規模越大些,即低收入家庭的人口規模大于高收入戶,人口規模是影響家戶收入水平的因素之一,特別在農村中更加顯著。數據表明,近年來農村低收入家庭平均常住人口為4.5—4.6人,而高收入家庭則為3.2—3.4人;城鎮家戶情況略有差異,城鎮低收入家庭平均常住人口數與農村高收入戶相當,平均約為3.2—3.3人,而城鎮高收入家庭則平均不足3人,低至2.6—2.7人。因此,如果不考慮不同收入分組對應的家庭人口規模差異,直接簡單把家戶收入分組比重等同于人口比重,則測算結果一定存在誤差,誤判也就在所難免。

      據上述分析邏輯,本文利用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2019年全國居民收入分組數據,測算結果證明關于6億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估計是準確的。數據表明,2019年中國全體居民中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收入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7380元、15777元,折合月人均收入分別為615元和1315元。結合住戶調查統計,低收入戶和中間偏下收入戶這兩個收入階層共40%的家庭,對應的人口比重約43.5%,即總數約6.1億人月均收入1000元左右。另外如果使用2018年及以前的數據,則估計人口數會更多些。因為近一兩年全國居民包括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都有提高,這必使按固定不變1000元標準衡量時,部分原低于1000元的人群現在轉入到高于1000元的收入階層。由此可見,中國近些年月收入1000元人口約6億人左右的估計大致準確可行。

      進一步來看,對“6億人月均收入1000元”論題的討論實質,不在于這一估算的精確與否及數字高低。這一討論的更大積極意義在于,雖然作為平均數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來一直在增長,目前已經達到全國居民年平均30000多元,折合月均收入為2000多元,從而意味著整體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需要深究的是,全國居民人人都達到這樣的水平了嗎?如果不是則事實上有多少人達到這樣的水平,有多少人又低于這一平均數值?而“人均月收入1000元人口究竟有多少”論題的討論,既有助于回答這些問題,又有助于向普通公眾說明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別的事實真相。換言之,我們應當既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后取得的經濟發展奇跡,又要清醒地看到仍然存在的問題。對上述問題的深究及對相關各種問題的回答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從一個落后的經濟體起步,在40多年的時間里即提升為全面小康國家,這一成就令人矚目,然而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全社會的各個部分中、在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并不平衡,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差別較大[12],還存在著大范圍、大面積的農村地區和農村居民處于低收入狀態。從上述估計值中稍加深入分析便可發現,6億多低收入和中間偏下收入的人群,大部分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即農村居民,主要集中居住在農村地區,而不是居住在大小城鎮里面的城鎮居民。因此,上述判斷議題應當具化為多數農村居民月收入為1000元。以最新的2019年農村居民五等收入分組數據顯示,農村居民低收入組、中間偏下收入組、中間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262元、9754元和13984元,折合成月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55元、812元和1165元。按此則月收入人均1000元左右家庭共占60%,人口比重大約占65%,數量約有近4億。也就是說,在全國“月收入1000元”的約6億人口中,大部分都是農村居民。

      我們從整個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絕對值與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比較來考察一下,由此可進一步看出中國城鄉間差別。比如,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733元,而同年農村中只有20%高收入階層的收入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以下的各個階層都不同程度地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即使中間偏上的農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19732元,僅為全國總體人均水平的64.2%。這就是說,占農村居民80%多的中上收入以下的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梢,中國廣大農村居民不僅相對和絕對的收入水平都較低,而且低收入群體規模實際上非常龐大。這進一步顯現并證明了中國城鎮與鄉村居民間的較大收入差別。

      如果從近十年農村居民各階層收入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動態比較中考察,則可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城鄉間的收入差別。以2013年到2019年的對比數據為例(如表3所示),考察農村各收入分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同期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的變化趨勢,則上述結論更加清晰明確。2013—2019年,農村居民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同期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從15.72%下降到13.87%,中間偏下戶從32.58%下降到31.74%,中等收入戶從46.08%下降到45.50%,中間偏上戶從64.53%下降到64.21%,占農戶80%的四個收入組分別下降了11.75%、2.58%、1.26%和0.5%,且收入水平越低的家戶下降幅度越大,僅高收入戶的平均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比值大于1并且多數年份有所上升?梢,廣大農村居民在全國比較中都屬于低收入群體,城鄉間差別在動態中顯現得更具體和清楚。

      三、加速振興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切實縮小城鄉差別

      以上分析說明,中國當下大多數農村居民在消除絕對貧困后還處于相對貧困狀態,低收入群體仍然規模龐大,從而顯現出中國現階段城鄉差別依然嚴重。1.當前我國“月收入也就1000元”的6億人,大部分是農村居民,城鄉差別仍然比較嚴重;2.城鄉差別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存在的現象,現階段雖然差別略有下降但差別程度仍然很大;3.城鄉差別是中國總體差別及其變動的主要部分,因而城鄉差別較大及下降較小必然導致總體差別較大及下降不大。顯然,城鄉差別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個突出表現。

      誠然,我國農村居民收入較低,城鄉間居民收入差別較大是我國經濟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問題[13]。新中國成立后傳統上我國有三大差別,即城鄉、工農、腦體差別。改革開放前我們以計劃體制消除了與市場經濟密切關聯的腦體差別,而與二元體制相關的城鄉差別及工農差別卻幾乎沒有變化。改革開放后在市場導向戰略方針指引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三大差別也都相應在發展中逐步擴大,其中以勞動差別為主體的腦體差別反映在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差別上,因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制度的制約而始終大致適度,長期維持并在基尼系數0.3—0.4之間波動;由于二元體制制約的城鄉差別(及工農差別)長期維持在較大差別程度,雖然近年略有縮小,但城鄉收入比仍在3倍左右,從而導致居民收入總差別在越過拐點后仍舊徘徊在0.4以上的較大區間。因此,在我國成功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現象,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新階段,《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新發展階段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顯著縮小城鄉區域差別等,就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戰略安排。為此,必須通過持續推進經濟穩定發展,全面推動鄉村振興,加速新型城鎮化進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以更大幅度提高農村全體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才能顯著縮小城鄉差別,促進新時代經濟社會和諧,確保實質性推動全體人民邁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進展。

      城鄉差別持續加大,城鄉發展長期不平衡,是新時代構建新的國內外循環暢通發展格局的主要障礙。新時代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加快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這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內在邏輯要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關鍵在于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而內需體系的健康循環是以城鄉全體居民的收入持續提高為基礎的。目前我國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較強邊際消費傾向的廣大農村居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過低,即較大的城鄉差別抑制了農村消費的擴大和升級,導致農村居民長期在低檔消費層次徘徊,在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的條件下,其消費能力增長緩慢,實際消費意愿薄弱,降低了擴大內需的政策效果。失去龐大農村市場的支撐,就制約了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暢通發展。

      縮小城鄉差別是逐步實現橄欖形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礎和前提。2019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成為中高發展水平經濟體,但研究我國總體收入分配格局,從最初過于平均的飛碟形演變為“金字塔形”后,近些年沒有直接演變為“橄欖形”,而是一定程度上呈現為“葫蘆形”[14],主要原因是在二元經濟制度中城鄉差別較大,農村低收入眾數組的比重很大,而中等收入群體有所擴大但規模仍較小[15]。持續快速提高農村居民收入,便可加快縮小城鄉差別,逐步抬高人口眾多的農村低收入群體的重心,從而有效擴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同時輔以健全完善的政策措施加以引導、扶持,加快農民就地城鎮化步伐,才會在農村培育并逐步提升起一個規模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有助于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向“橄欖形”結構的轉換,這對支撐經濟社會健康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鄉村振興是縮小城鄉差別的必由之路。鄉村振興要求改革城鄉二元結構制度,激發農村發展的動力,完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共服務,提高農村生產要素報酬,吸引資金、知識、人力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通過產業集聚、技術滲透等方式,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當前,我國經濟進入共同富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更加注重公平,這要求城鄉居民收入公平分配、城鄉差別逐步縮小[16]?傊,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任務在于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全面實施鄉村振興,發展農村經濟,加快推進城鄉共同富裕。

      首先,“十四五”期間要在推進鄉村振興中切實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快城鎮化是減少農村低收入人口、增加中等收入階層的最有效途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城鎮化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以每年超過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由此帶動大量農村人口轉入城鎮非農就業,從而擺脫了低收入狀態。但是近些年城鎮化的速度似有下降,2018年來城鎮化率增速開始下降到每年1個百分點左右,致使農村低收入人群下降的速度也減慢。在“十四五”時期,還是要想方設法加快農村低收入人群為主體的新型城鎮化進程。這包括:一是改革現行戶口制度,建立健全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的政策體系,推動部分現行農村低收入人群向現有大中小城市轉移,使其提升為城鎮中等收入階層人口。二是將最近幾年里已經在城鎮就業但沒有取得城鎮戶口的常住人口,加快轉變為城鎮戶口,通過積分制度的調整改革等辦法,使其加快轉變為真正城鎮居民或市民,從而有資格和條件享受與城鎮市民一樣的中等收入階層的福利待遇等,切實提高收入水平。三是以更大力度推動農村自身的城鎮化,在條件成熟、各方協商一致并自覺自愿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推進農村中合村并居,從而創造條件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工業等其他非農產業,推進小城鎮產、城、人融合發展,提高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

      其次,“十四五”期間要全面加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這可能涉及農業農村的方方面面:一是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合作化、規;蕴岣咿r民農業收入,通過三權分置等改革措施,使農村居民土地股份化,使農民自身權益與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聯合起來,同農業生產、加大規模、專業化等結合起來,實現育種、耕種、灌溉、機械、農藥、收割、加工等全面現代化、專業化,逐步把現在的農民轉變成為真正的“農民工”,即農業工人,提高農村農業工人的收入水平。二是提高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積極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落實支農惠農政策措施,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培育具有競爭力的現代農業經濟作物產業體系,培育具有市場競爭優勢的名優產品和特色產業,提高農產品品質,推動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三是結合農村就地小城鎮化,加大鄉鎮中小加工企業的扶持力度,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引導農民因地制宜調整產業結構,加快農村與農產品相關聯的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加強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技能,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擴大農村就業崗位,提高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四是提高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深化農村體制綜合改革,穩妥推進盤活閑置宅基地和廢棄公益性建設用地進入市場,與城鎮的技術和資金相結合,盤活村集體閑置或低效使用的集體資產,探索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五是大幅提高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國家要繼續發揮好再分配的調節作用,加大轉移支付調節力度和精準性,讓廣大農民通過生產生活的公共財力提高,通過更加完善、更高水平的農村醫療、養老、失業保障等分享到發展帶來的好處。

      總之,“十四五”時期在我國開始向共同富裕道路邁進的過程中,必須大幅度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想方設法減小農民的相對貧困程度,這應當作為頭等大事,給以優先對待和處理,使長期處于相對低水平的農民收入更快地跟上來,與大多已經處于中等收入階層的城鎮居民一起,并肩提高并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縮小城鎮與鄉村間的收入差別,使全體人民邁向共同富裕。

      注釋:

     、傥覈撠毠詰鹑〉昧巳鎰倮,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參建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

     、趧⑹厘\: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約4億人,目標需要倍增至9億(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415831722436237&wfr=spider&for=pc)。

     、劢鼛啄,筆者在多篇文章中討論中國城鄉差別問題,本文就此作進一步深入討論。參見陳宗勝等著《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與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陳宗勝著《雙重過渡經濟學》,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陳宗勝、楊希雷發表的論文《縮小城鄉差別是新時代社會發展的關鍵任務》(《中國經濟評論》2021年第1期)。

     、 自2013年后,國家統計局開展城鄉一體化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口徑調整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萏旖蚴械某青l差別小于2,在全國獨樹一幟,值得在推進全國居民共同富裕過程中認真總結,分析其農村居民收入較全國其他地區農村居民增長更快的原因和政策,以便其他地區可能借鑒。

     、迶祿蓴祿y行世界發展指標獲得(https://databank.shihang.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呋嵯禂涤嬎愫头纸庥胁煌姆椒,每種方法有其優勢和不足。這個分組法,在應用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研究時,陳宗勝稱為“城鄉加權法”。“城鄉加權法”的不足在于,當城鄉重疊的時候,理論上有誤差。陳建東(2010)認為,這個誤差一般只是理論上的,實際很小。

     、啾静糠钟嘘P內容,曾以“縮小城鄉差別是新時代社會發展的關鍵任務”為題在《中國經濟評論》上討論過。這里作了進一步論證和深化,但基本觀點保持不變。參見陳宗勝、楊希雷在《中國經濟評論》(2021年第1期)上的文章。

     、“6億人月入1000元”,國家統計局首次解釋(http://news.youth.cn/202006/t20200615_12369767.htm)。

     、馊f海遠、孟凡強《月收入不足千元的6億人在哪》(《財新周刊》2020年第22期)。

      ?輥?輯?訛有學者認為這一數據估計不準,且年份有誤。參見李實:我國低收入人群有多少?(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76773103079245235&wfr=spider&for=pc)。

      ?輥?輰?訛參見李實,等:中國低收入人口知多少?(https://www.ciidbnu.org/news/202007/2020721202325706.html)。

      ?輥?輱?訛還有的研究根據五等收入分組數據進行估算,認為最多4億左右,這一結論也偏低,原因如正文所述,在于將收入分組中家戶百分比等同于人口百分比。參見杜建國:中國6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最多應該只有4億(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9067478709 765428&w 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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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城鄉差別狀況與加速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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